所谓“邑商”，即江门商帮，泛指全球所有江门五邑籍商人及在江门五邑大地上奋斗的各地商人。我之所以提出“邑商”的概念，是希望有朝一日“邑商”也象当下的其他商帮一样红遍大江南北乃至全世界。然而不得不正视的是，本土的“邑商”们似早已失去了其海外前辈们如吕志和、伍舜德、利国伟他们那样的高瞻远瞩与创业激情！

清末宣统3年，流亡海外的梁启超为驳斥对他的毁谤，致函上海某报主笔，“吾固确自信为现在中国不可少之一人也。吾信吾足迹若能履中国之土，则于中国前途必有一部分裨益。吾尝有一不惭之大言在此，曰：‘吾之能归国与否，此自关四万万人之福命……故吾常以为天如不死此四万万人者，终必有令我自效之一日’！”当年梁新会那种承诺天下的霸气，是他的强烈超人意志的喷溅，是卓越天赋和历史使命结合的一种必然。然而当历史的车轮行进至今日，我不禁要问：来自任公故里的江门老板们，你们为什么不争气？

相信外海大桥那边古镇的灯火辉煌与这边外海的冷清死寂所形成的鲜明对比是许多江门人“胸口永远的痛”，同样的情形亦发生在九江大桥的两岸。我们不禁要问：同饮一江水，只隔一座桥，为何“春风不度玉门关”？整体上来讲，可归纳为江门的产业环境不够成熟，尤其是工业配套环境、制造资源不够丰富，产业链不够完善，经济结构“只有星星，没有月亮”等等原因。 但笔者认为，不能回避的是江门企业家的素质问题。因为我觉得，江门的企业发展之所以不如珠三角先进地区，关键的原因是江门的企业家不如这些地区的企业家。

据笔者观察，“邑商”与先进地区老板们相比，有四个特点：

第一，性格内敛，没有大的魄力，不善于学习与用人,也没有在江门范围内形成一个竞争氛围。而在顺德曾经有过神州与万家乐的广告大战，有过万家乐与万和的排名之争，有过美的与格兰仕的报表风波等等。不管这些争斗的是非如何，但最终结果是顺德的企业在这种竞争氛围中做大了。

第二，没有分清“做企业”与“赚钱”的不同，而且眼前基本上还停留在“赚钱”的层次。其实做企业需要责任感与使命感，企业做到一定阶段，做到一定规模，企业家就不再是为自己，而是为社会、为员工在奉献，赚钱反倒成了一种副产品。但不少江门老板眼里还只看到钱，而有钱之后，他并不知道拿来怎么再投入。

第三，“邑商”不是真正会“做生意”的人群。众所周知，第三、四产业的利润率远高于工业，这也是中国首富多来自国美、碧桂园而全球首富多来自微软、沃尔玛的原因。而“邑商”们则多开工厂，对信息、文化、创意产业与现代服务业尤其商品流通业严重缺乏敏感度。如司前是省级不锈钢生产基地，却“近水楼台不得月”――无法涌现一个五金交易中心，结果生意被邻近的佛山澜石抢走了；开平是全国著名的纺织服装业基地，却无人做流通，结果“肥水流向外人田”――大钱都被南海西樵人与增城新塘人赚走了。。。

第四个特点是可能由于江门有比较好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先天的优越性使江门的老板甚至全体江门人都显得不够发奋图强，在全球与国内的各个新兴市场，很少能见到“邑商”的身影。这与至今保持闯荡四海、勇于创新精神的“温商”、“潮商”们形成鲜明对比。

综上所述，“邑商”缺乏先进地区企业家奋勇拚搏、“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他们的素质还偏低，怕露富、小富即安、小进则满、不思进取的老板大有人在，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缺乏冲劲和扩张精神，缺乏想干大事的氛围，他们甚至不明白为什么要做大。从思想根源分析，江门的企业之所以长不大，这种“小老板情结”的普遍存在应是源于浓重的小农思想和小地主文化。我一直认为，老板是世界上最辛苦的人，也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他们应引领时代的潮流。因此江门老板应带头发扬“五邑华侨精神”并形成一种“邑商精神”。所谓“邑商精神”，笔者引用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的话来说，就是“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等不靠、依靠自己的自主精神；闯荡天下、四海为家的开拓精神；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 ！